摘要:裱画师们各个神通广大，院里的领导如获至宝，不敢轻慢，即便是物资困难的年代，也坚持给他们发糖发蛋、发茶发烟，他们被叫做“糖蛋干部”，工资拿得比院长还高。 然而，老天也给了他们“九九八十一难”。 上世纪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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裱画师们各个神通广大，院里的领导如获至宝，不敢轻慢，即便是物资困难的年代，也坚持给他们发糖发蛋、发茶发烟，他们被叫做“糖蛋干部”，工资拿得比院长还高。 然而，老天也给了他们“九九八十一难”。 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，冬天极冷，手被冻得伸不直，再厚的棉衣也挡不住寒风。“太和殿顶上一见白，人的手上就生冻疮”。南方师傅从小没见过这阵仗，受不住的，就回去了。一同北上的苏裱名家洪秋生，就因为冻得厉害，没多久就申请调去安徽博物馆了。 不过，让他们更头疼的，则是环境气候变了，书画装裱上的规矩跟着也变了。徐建华回身指指身后的墙，说，修复中有一道工序叫“上墙”，意思是把修补好了的画作贴到墙上，撑平晾干。以前在南方，气候湿润，师傅多用木墙。但到了北方，气候干燥寒冷，就得改用纸墙了。两种墙质的伸缩性，以及对纸产生的拉力差别都很大，一不留神，就容易撕裂画心。 技艺早已熟稔于心的师傅们，进了故宫，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，重新来过。 徐建华搬来一本《中国书画装裱大全》，上面有一段讲他师傅杨文彬修复米芾《苕溪诗卷》的始末。 1963年，这幅价值千金、颇具传奇色彩、甚至牵连着一桩命案的国宝重器，辗转到故宫时，已是四分五裂。领导看着它皱眉说，就请杨文彬先生主持修复工作吧。艰难的修复过程如今化作书上一个个复杂拗口的装裱名词。面对一堆从北宋年间流传下来的碎纸片，杨文彬巧夺天工，拿出了一身的绝活儿，最终，顺利使作品重现神采，全无破绽。 “启功、徐邦达、谢稚柳来了，都主动给我师傅递烟。能在1949年以前靠书画修复吃上饭，凭手艺站住脚的人，都不是一般人。”徐建华合上书，嘴角一扬。 当然老先生们也有自己的放松方式。“那时师傅挣110元钱，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万，家眷又不在北京，发了工资干嘛去啊，几位师傅一合计，干脆下馆子吧。” 徐建华说，那时故宫外面有洋车，出门一招手，“洋车！”拉起来就走。负责京裱的张师傅是地道老北京，知道哪儿的馆子好。“点菜点菜！”张师傅边看菜谱边招呼，“这菜多少钱？才几毛钱？几分钱？好家伙！这钱得花什么时候去！” 他描述得活灵活现，让那些老先生的身影晃动眼前。 2 他成了第二代传承人 1974年，第一次进故宫修复厂时，徐建华23岁。 来前，他花了一毛钱进故宫，问看殿大爷修复厂是干嘛的，大爷说，是学技术的，年轻人都想来。 上世纪70年代物资紧缺，没有工服，没有套袖，进门只分给他一条围裙。冬天，屋里没暖气，取暖靠烧煤；门口也没有门禁，几十颗镏金门钉里有一个是机关，跟武侠电影里似的，按下去门才会开。 因为在南京当过兵，徐建华听得懂无锡话，这点特长，让他成了杨文彬的徒弟。 见面的第一天，师傅对他说：“既然干就好好干，这行苦，干好不容易。” 这行苦？有多苦？在部队当了5年空军的他，心想这还能苦过当兵去？ 随后，他便赶上了杨文彬主持修复《清明上河图》。 上一次修复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还是在明代。如今画作已是布满灰尘，伤痕累累。徐建华说，整个修复过程，他印象最深的，就是杨师傅的样子：“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下饭，烟一根接一根地抽。”那个耗神费力的身影，让他隐约明白了这行的苦。 不过，徐建华是家里的老大，自幼扛苦。跟随杨师傅前，他已跟着其他师傅上过半年大课，学下了徒弟的规矩礼数和基本技能。每天早上，不管师傅来不来，他都会把师傅的马蹄刀磨得又快又亮；而备纸等书画修复的基本活计，他也操持得老练麻利。 (责任编辑：admi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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