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在学者和记者两种身份之间，秦朔认为自己更接近后者，或者说是有学者气质的编辑记者。 在这个怀疑主义盛行的年代，秦朔认为记者的价值并没有变，还是“公共利益的代言人，因为大家都在各忙各的，有些问题总有人去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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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学者和记者两种身份之间，秦朔认为自己更接近后者，或者说是有学者气质的编辑记者。 在这个怀疑主义盛行的年代，秦朔认为记者的价值并没有变，还是“公共利益的代言人，因为大家都在各忙各的，有些问题总有人去弄清楚。记者绝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，而是通过调查、研究、采访、阅读，实质性地回答这些问题。” 谈到“秦朔朋友圈”的价值，他提到了“文以载道”——这个1300多年前，由同样来自河南、同样特立独行的韩愈发扬光大的理念，正是秦朔孜孜以求的目标。这个曾经提出“告别GDP崇拜”的记者，如今又提出了一系列新词，包括“好人赚钱”、“良心资本”等，让诸多商业人士心有戚戚、若有所思。 秦朔的黄金时代 秦朔的离职，也体现了一种趋势，即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输出思想、而不是贩卖技能，以谋得体面的生活。 历史上，李白、杜甫是通过诗词歌赋博得显贵青睐；唐伯虎、郑板桥是通过贩卖字画谋得柴米油盐。到近代，鲁迅、张恨水可以通过文章获得可观稿酬。如今，小有名气的自媒体人，更是可以获得颇为可观的收入。而这，正是秦朔可以脱离体制的底气所在， 秦朔也深以为幸。“历史上，上海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中心之后，随着出版产业的兴起，让小说、文学能够变成职业，文人的收入从施舍的润笔费变为了固定的稿酬。如今，随着电影、杂志、自媒体的兴起，则是给了更多人以机会”，而不止于学成文武艺、货与帝王家一种选择。 伴随着像秦朔这样的知识分子走出体制，也起到了活跃思想市场的作用。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《变革中国》一书中，认为中国未来如果想要谋求更长远发展，必须要催生更加活跃的思想市场。如今，随着自媒体的兴起，中国的思想市场正经历着空前的活跃。 “中国思想市场呈现于出一种社交化、圈层化的特征”，秦朔告诉记者，“现在讨论改革、讨论供给侧改革的大群，可能都有了成百上千个，关于互联网、金融、科技的专家、文章更是多不胜数。” 借由愈加活跃的思想市场，体制也能汲取更多养分。 在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不断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词汇，诸如“互联网+”和“工匠精神”。众所周知，真正将这两个词推向公众的人，前者是马化腾，后者是罗永浩。 像秦朔一类的人，虽然离开了体制，但是对体制的反哺作用却未见减少。自从“秦朔朋友圈”创办以来，就有不少文章被中国政府网转载，一些政府和部委也都邀请秦朔讲课、撰文。 此外，秦朔更希望他能进一步影响商业社会，尤其是商业文明的形成，但这，显然是更为浩大的工程。 中国不间断的商业实践至今也不到40年，反观美国，这一历史要追溯至南北战争，至今已有150多年。在漫长的年代中，中国已经出现了诸如《财经》、《财新》这样的优秀财经媒体，却尚未出现像《福布斯》、《财富》这样的商业杂志。经过近百年洗礼，不少企业家都会以登上《财富》或者《福布斯》杂志的封面为荣。这两份杂志的历史价值，正在于其对商业文明的记录和塑造。 1929年时，《财富》杂志创始人亨利·鲁斯曾表示，“基本上，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，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。”如今，这句话同样也可以描述中国正处的时代，塑造中国的商业文明，正是秦朔和他的朋友们奋力追求的目标。 所以，秦朔正好遇到了他的黄金时代。 (责任编辑：admi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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